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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沉的浪漫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北京居民的变迁(海归看中国系列之六)  

2005-08-10 11:56:33|  分类: 海归看中国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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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上大学时,《北京晚报》曾经是我最喜欢的报纸,到不是因为我关心市井新闻,而是喜欢阅读文史典故,欣赏名家手笔。当年原北京市委书记,《人民日报》主编邓拓,原副市长吴晗,廖沫沙以“三家村”为笔名发表的《三家村札记》连载,邓拓以“马南村”为笔名的《 燕山夜话》,都是我必读的好文章。作者邓拓等人在文坛,史学均有很高造诣,而且他们都是北京市委,市政府的父母官,文章又都以北京地区文史资料为题,颇有地方特色。

文革后,《北京晚报》再无往日辉煌,随着吴晗,邓拓等文坛,史学巨星的陨落,一代宗师的文章已成广陵绝响。北京市政府中,再无像吴晗,邓拓这样集史学家,文人,学者,书画家为一身,又熟悉北京文化传统的高官为晚报撰文了。先辈学者留下的,是至今无人能填补的空白。不久前,中国书法家协会会长启功去世,网上就有人发出:“前浪已入海,后浪今何在”的感慨。新人难超旧人,已经是无可逆转的潮流。

前几天路过报摊,看见《北京晚报》的大字标题是“八月份交电话费有点麻烦”。我正不知道怎么交电话费,就买了一份看。原来是从八月起,电话费由每20号结算改到月底结算。这时我才注意到,当年二分一张四版的《北京晚报》,如今也是厚厚的一摞,五,六十版了。随便翻了翻,看到一篇名为“崇文门区域住宅抢手”的文章,再一读,还真发现点什么。下面摘一段在这里:“由于新建商品住宅的均价都在每平方米8500元以上甚至过万,新吸纳的居住人群的人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,消费力的提高使得这部分新崇文人对居住,购物,娱乐,办公等生活品质有了更高的要求。现在的崇文区已经是时尚,现代的风标。”

北京自古就有“东富,西贵,南贫,北贱”之说,而崇文区又是贫中之贫,著名的龙须沟就在北京体育馆北面。其实,那不过是一条穿过贫民区的污水明沟,因为在天子脚下,沾了点龙气,起名龙须沟。那里晴天臭气薰天,下雨污水就漫进屋子里。1950年,北京第一批市政工程就把龙须沟改造成地下污水管,上面铺了马路,起名幸福大街。老舍的话剧《龙须沟》里有一段快板,赞扬政府为穷人着想,我还记得其中几句。“九坛八庙颐和园,要说修,都该修,为什么先修咱龙须沟。这儿脏,这儿臭,这儿的老百姓最难受”。那时候的人民政府,首先想到的是改善穷人的居住条件。

1965年暑假,我买了张两块钱的市区学生月票,没事就坐车玩。那时市区有29路汽车,12路无轨,两块的月票随便坐。如果再加一块,还可以坐29路郊区线路。我到了崇文门外,发现那里的有轨电车居然还在运行,从崇文门到永定门,票价3分,5分。而内城的有轨到1959年就全部被无轨所代替了。惊喜之余,我赶快跳上车,重温一下坐有轨电车的感觉。那不紧不慢的车轮和轨道的撞击声,和叮叮咚咚的铃声确实勾起我不少儿时的回忆。那时的崇文门外,就一个字,‘破’,除了紧挨城门楼有几家店铺门脸还象样,越往南走越破,偶尔看见个街道副食店,也是七扭八歪的。崇文门外大街不长也不宽,到红桥就分成两叉了,到永定门一路上也没看见象样的房子。我看惯了西城整齐幽净胡同里青瓦红门的深宅大院,东城总布胡同雕梁画栋的楼阁,从来没想到北京还有这么破烂,连大杂院都算不上的民居。

如今的崇文门外,可真是今非昔比了。七十年代末建的崇文门饭店,西河沿一号楼和菜市场曾经是崇文门外最显眼的现代建筑物。如今淹没在楼群里已经不那么好找了。我大概看了一下,崇文门以南,广渠门以西的老房子基本上拆光了,到处是已建成和在建的居民楼。然而,这发展的代价就是把当地的穷人,龙须沟的老居民全赶出他们祖祖辈辈的家园。正如《北京晚报》那篇文章所说,房价都在8500到一万以上,而原来的老居民都大都是社会最底层的劳动人民,当然买不起了,只有背井离乡搬到大兴县或更远的郊区。

拆迁改造老城区的目的,就是把好地段的穷人清除出去,把阔人请进来。那篇文章到毫不隐讳这点:“新吸纳的居住人群的人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,消费力的提高使得这部分新崇文人对居住,购物,娱乐,办公等生活品质有了更高的要求。”也就是说,新居民消费水平高,要求高,花钱多。其结果就是市场繁荣,地方税收增加,政府官员工资增加,如此美事,地方政府又何乐而不为呢。

北京的‘南贫’是因为这里的居民大都干最低层的苦力活的劳动人民。什么天桥扛大个,前门外蹬三轮,掏厕所,扫大街,捡破烂,摆地摊的,都集中在崇文区。他们祖祖辈辈住在这里,工作在这里。解放后,劳动人民当家作了主人,穷人地位提高了,国家主席刘少奇都和掏粪工人时传祥握了手。虽然工作辛苦,收入不高,但基本生活有了保障,大家都在为建设北京城做贡献,日子虽然过的简单清贫却心情舒畅。房子虽破,却是祖辈留下来的,住着心里塌实。

终于有一天,这种宁静的生活被打破了,有钱人看中了这里优越的地理位置,地产开发商看中了这片土地潜在的升值机会,并联合起来驱赶老居民。当这些土生土长的老北京人为保卫自己的家园而抗争时,他们才发现,劳动人民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国家主人翁地位,无钱无势的他们完全不是房地产资本家的对手。就好像黄世仁看中了喜儿,杨白老就只能按手印了。因为他们的工作大都是为城市生活提供服务的,远离城市,就远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工作环境。而远郊区到市区的交通费,对于这些低工资群体来说,无疑是沉重的负担。当源源不断的农民工进城接替了他们干的那些脏活累活时,他们就只有下岗失业的份了。

虽然崇文区的民居多破旧,其中也不乏碑亭庙宇,祠堂会馆等有文物价值的古建筑。而在开发商眼里,只有这片地皮的价值,根本看不见建筑中的文化和传统,推土机一过,玉石俱焚,只留下“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”。因为地理位置和居住条件所限制,崇文区是老北京人最集中的地区,也是北京文化传统保留最多的地方。如今,只有极少数本地居民能付的起高额的房价,留在这里。而“新吸纳的居住人群的人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”。所谓的‘新崇文人’是些什么人呢?是浙江的商人,广东的大款,山西的煤窑主,东北的政府官员,为外企工作的新洋买办,来北京创业成功的小老板。但有一条可以肯定,他们来北京是为赚钱和享福的,不可能指望他们继承和发展崇文区几百年的文化传统。这片住宅的建成之日,也就是北京文化传统消失之时。等到2008年奥运会,北京除了高楼已经没有什么文化可以向世界展示了。

因为北京人口已经到了承受极限,北京市最近组织了一场讨如何限制北京人口的讨论。其中有两个方案比较典型。一是把老年人迁出北京以外养老,另一是提高北京生活成本,如住房,物价,以市场规律把低收入居民挤到外地去。一句话,就是让老人和穷人给阔人让出空间,把北京变成富人的天下。这些老人在北京工作了一辈子,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和创造的财富为北京的发展建设贡献了一生,退休之后竟然失去了在北京安渡晚年,与儿孙同享天伦之乐的权利。老了还要经历骨肉分离,远离故土之痛,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,在孤独中了此残生。且不说这方案毫无人性,这些老人把北京建设好了,凭什么让你们这些暴发户来摘桃子?

第二个方案是房地产公司老总提出来的,其用意不言自明,无须我多言。可是他们忘了,中国至今依然是工人阶级为领导,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,资产阶级以为有几个臭钱就可以主宰劳动人民的命运,是不是有点忽略了国家政权的存在了。说到这里,我想起美国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,当年欧洲移民为了强占水草丰美的肥沃土地,把祖祖辈辈居住在那里的印地安人赶到贫瘠的保留地。但愿这段丑恶的历史不要在北京重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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