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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沉的浪漫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告别历史(结束篇)  

2013-12-18 01:34:45|  分类: 我这大半辈子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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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(此文发了多次,均通不过审查,也不知道那些是敏感词,只好把中间数段部分删除)

 

告别历史系列文章,已经在脑子里酝酿一,两年了。好多读者看了我的博客对我说,你的经历就是一个时代的记录,为什么不写下来留给后人?可怎么写呢,如果写流水帐,太杂也太长,能写成一本书了。最好用一个主题给串起来,就是:告别历史。不过要告别对老北京的回忆,自己的历史,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一开头就感慨万千,往事历历涌上心头,有说不完的话,一写就刹不住,我已经使劲删节压缩了,可还是写了一万多字。既然是告别,就说个痛快。

 我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,童年的美好回忆,文革的痛苦经历,美国的传奇故事。现在一说传奇就是升官发财的经历,我虽依然无钱无势,但二十五年前我在政治和学术上的两次壮举,却是全世界海外华人中绝无仅有的,只不过我懒得提起罢了。和那些升官发财的比起来,我的经历当然更加传奇。 

我从小受祖父的儒家思想的熏陶,和阅读古今中外的名著的潜移默化,养成了忠诚正直的品德和民族气节,以古代仁人志士心怀苍生社稷的高风亮节为榜样。我对中华民族和生养自己的土地的忠贞,是不以个人和家庭的恩怨转移的。文革期间,我家祖孙三代和广大爱国知识分子一样,都受过迫害。那些手握判官朱笔的军管会为了表现自己革命立场坚定,对“阶级敌人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”,为了“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表现积极”,给知识分子乱扣罪名,无限上纲,问成死罪,他们好“杀敌”立功,受赏升迁。文革期间很多有良心的爱国知识分子就这样被军管会当成“敌对分子”处决。我恨用别人血染红顶子的酷吏,但不会因此而背叛自己的民族。

中国自古以来无数忠臣义士宁可蒙怨受屈,依然不改忠贞爱国之心,岳飞,于谦忠昭日月,为后人称颂。而“冲天一怒为红颜” 因个人恩怨而降敌的吴三桂,成为历史罪人,身败名裂,留千古骂名。所以我最鄙视那些在中国受了委屈冤枉就卖身投靠洋人,甘当奴才,靠反华领取赏钱的无耻小人。更不用说那些身受国恩,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,为了向洋主子讨点赏钱就把灵魂良心当破烂给卖了。

国内那些靠“根正苗红”而发迹的新贵,嘴里高喊爱国为民,私下里干的是贪赃受贿的勾当。现在贪官的忏悔录里几乎百分之百有一句基本相同的话“是共产党把我从一个农村的穷苦孩子培养成国家高级干部”,其中一半还有另一句话,“辜负了解放军革命大学校的培养教育”。“组织的阶级路线”重用出身“根正苗红”的贫雇农,让这些连饭都吃不饱的农村穷苦孩子过上了骄奢淫逸的日子,然而他们不思报答,为国效力,而是盗窃国财,回过头来盘剥欺压百姓。鲁迅先生曾经说过,奴才做了主子,往往比原来的主子对待手下更狠。我从来没见过一个落马官员的悔过书有这样的话:“我出身剥削阶级,由于坚持资产阶级立场,拒绝思想改造,走上了犯罪的道路”。因为中国的爱国知识分子注重子女教育,有道德修养。

文革后期班里开我的批斗会,贫农出身的学生要我交代上大学的“目的”我回答不了,就说我不老实,想蒙混过关。我真不知道上大学还有目的一说。我祖父前清就进入中国最早的西学,父亲一代兄妹五人全是大学生,所以我觉得上大学就是人生必经之路。哪里像他们,以为别人也跟他们一样,上大学就是为了“跳农门,吃皇粮”“光宗耀祖,改换门庭”。我们班里那些贫农出身的同学,不是留北京工作,就是后来当了官,不是因为德才兼备,只因为他们是“党的阶级路线的基本力量”,那些掌握分配权的军宣队和他们是一个阶级,“亲不亲,阶级分”。 

因“根正苗红”被提拔重用后就真的会一颗红心“忠于革命忠于党”?二十五年前我在美国的经历就是最好的证明,当国家遇到危难时,那些凭出身好,政治可靠而享受国家资助出国留学的数万精英一齐倒戈,站到了国家的对立面。我住的公寓里有一个国家农业部外事司的官员,名叫李发荣,山东籍三辈贫农,共产党员,国家公派学生,开了一辆连速度表都没有的破车,装了七个人,连夜赶到芝加哥中国领事馆前示威游行。为什么?当体制能给自己带来物质利益时,他们就在体制内钻营牟利。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,美国绿卡远比中国的体制更有吸引力。为了能赖在美国不走,他们火上浇油,激化矛盾,盼着北京人民“前仆后继”,他们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留在美国了。

出身贫农,政治面貌,是国内进入体制内重要岗位的通行证,知识才干,人品道德则几乎忽略不计,不然怎么那么多“从贫苦农民的孩子”培养成的高官成了道德败坏的阶下囚。飞行员是解放军中精英的精英,只有出身赤贫,政治绝对可靠才能当选。然而在上世纪台湾海峡两岸处于战争状态时,解放军空军先后有十八名飞行员驾驶十五架飞机飞往台湾,把人民节衣缩食省出血汗钱造的飞机卖了几千两黄金装进自己腰包。而且到了台湾反华调门比新主子的还高。这就说明,出身和政治可靠,并不能保证忠于祖国。可是,政策制订者就相信贫农出身政治可靠,让爱国知识分子有心报国,无路请缨而遗恨终生。正是,“孟尝高洁,空怀报国之私”啊。

(以下两段中有部分句子删除)  

文革期间中科院院士下乡接受再教育,贫农讥笑他们“什么高级知识分子,连韭菜麦苗都分不清。”,那时候,区分韭菜麦苗是衡量有没有知识的唯一标准。

中国管理界这么多权威名流,单独署名论文入选美国管理学会的记录,居然让我这个无名之辈保留了二十五年无人能破。以我的知识和才干,再出几篇英文论文也并非难事。但一想到要和国内这些学者权威为伍,还是算了吧,我还要名声哩。

文革前,北京西皇城根大街和西安门大街拐角有座小楼,是国务院参事室。文革改为中央文革接待室。后来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。最近路过那,小楼和周围皇城内的四合院全拆了,盖了国管局大楼和新贵豪宅。因为这国管局长本人就是地道的三辈贫农,陈永贵的侄子,他把大寨挖山造地的本事带到北京,以国务院的权威拆房盖楼,老北京能不消失吗。我这一代对老北京还有记忆,等我这代人成为历史,没有人记得皇城北京什么样了。

在美国经常可以听到国内来的华人说,美国人真傻,真好骗,这么多捞钱占便宜的机会都不利用。我可能是在美国呆久了,他们说的那些机会我想都没想过。和国内的那些精英竞争,我绝对不是对手。我的最大弱点就是过于理想主义,用好词来形容,应该是“思无邪”。要想保护自己,就只能”躲进小楼成一统 ”,远离那些没有道德底线的名流精英。我和那些“好骗”的美国人思维一样简单,和他们在一起更有安全感。

我的一生都在为我的正直和气节付出代价,但我对的起天地先贤,沈家列祖列宗,有生之年有脸给祖父母,先父母扫墓,这就足已,我在乎这个,所以至今不后悔。我这性格能平安活到现在可以说是奇迹,从此告别历史,忘记过去,过好今天,颐享天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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