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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沉的浪漫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我眼中的上海(八)  

2013-04-30 04:45:23|  分类: 我眼中的上海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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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年前,这篇连载写到七就没话可说了。可是,眼下中国什么都时髦个八字,女人有八婆,新闻有八卦,生辰有八字,再见叫“88”,连猪八戒都借“八”字光成了吉祥名字,只写七篇总让读者觉得不够圆满。可是我牢记鲁迅先生那句话:“写不出来的时候不硬写”,那还是半个世纪前在高中语文课本《答北斗杂志社》里的学来的。

今天终于想要写这第八篇了,但不是硬写,是有感而发。前些天看见一则新闻,海派女作家程乃珊去世了,她和我同岁,1946年生的,是我最喜欢两个海派女作家之一,另一个是郑念,2009年去世的,不过已经是94岁高龄了。这两个作家有个共同点,就是怀旧。她们的作品讲自己的经历,自己家庭亲友的经历,回忆老邻居,老街坊,老上海的经年往事。所不同的是,郑念讲的是自己亲身经历的羞辱和折磨,以及那些为了升官发财而对她下狠手的卑鄙小人的丑恶嘴脸。而程乃珊讲的是她那个大家族所经历的社会大背景的风云变幻,更着重于自己亲人,家人的细腻感情。当然,她的去世也使我认识到, 我这一代人谢幕的到计时开始了。

我一直认为,彼此互相看不起的北京人和上海人,或水火不容京派和海派文化,却有着惊人的共同点。如果说中国文化是一根横轴,京派和海派就这这根轴的两个极端,北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君子文化,上海则是先进欧美文化在商业经营,法制社会上的先驱。而这两种先进文化又都为封建文化中的落后愚昧部分所不容。中国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,革命可以从农村包围城市,占领城市。愚昧落后文化也可以走这条路,而且也成功了。

大家闺秀写的回忆文章,一定是受欢迎的。因为无论北京的深宅大院,还是上海的花园洋房里,都经历过岁月沧桑的历史,那些红门高墙后面隐藏了多少秘密,曾经在这里居住过的高官名流,才子佳人有过怎样的悲欢离合,恩怨情愁,都会引起普通读者的浓厚兴趣。如果作者写自己在破瓦寒窑里的经历,就没什么人愿意看了,除非你是王宝钏。我喜欢上海的怀旧文学,因为人家有旧可怀。不是谁都能写怀旧文章的,除非你那个“旧”有吸引读者的魅力。

我喜欢这两个作者,是有原因的。第一:程乃珊的文字语言朴素,简单,口语化。没有华丽形容词的堆砌渲染,没有海阔天空的比喻联想,就像讲故事那样,一件件地讲述在时间长河中自己身边的事情,生活中的那些经历。她的语言是如此生动,我看着看着,就仿佛自己也走进了故事里,成为那段历史的旁观者和见证人。郑念在记录自己在狱中受难的经历时,也没有使用情绪化的煽情语言,她只是把自己遭受的羞辱和刑罚一件件地罗列出来,但其感染力远比忆苦大会那种声嘶力竭的血泪控诉更加震撼人心。

第二,这两个上海女作家和北京都有点关系。郑念1915年出生于北京一个官宦人家,说一口地道的京腔,但笔下却是正宗的上海生活。这就证明了我的一个观点,京派和海派文化的精华部分是相通的,北京的精英到上海也同样是精英。程乃珊的哥哥1962年考进北京大学化学系,是0362的。而这个年级和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我不要太熟悉啊。

1963年以前,大学还可以招收知识分子,资本家的子女,1964年以后,就只招收贫下,中农子女了。出身不好,考多高分也不予录取。文革中聂元梓背靠圣旨,手持江青令箭,成为北大的“老佛爷”,64,65年入学的三辈贫农出身的,基本都在“新北大公社”当“老佛爷”的奴才打手,63年以前入学的高知,名流子女勤于思索,有自己的观点立场,早看出聂老太的狼子野心,大都在“井冈山”兵团。程乃珊说她哥哥在北大武斗中跑回家,那肯定是“井冈山”派的。

我的一个高中同学是0363的,和0362都是“井冈山”派的中坚力量。1968年3月28号半夜,“新北大公社”突然发动武斗,把井冈山派的同学全部从被窝里轰出校外,只许穿裤衩背心,什么都不能带。这些出身不好的学生家庭都比较富裕,个人财产值钱东西不少,那些贫雇农后代平时看的就眼红眼绿的,逮住这个机会就跟土匪进了村一样,立刻疯抢一空。和他们的老爹当年土改分浮财一样,狠狠捞了一票。我哥哥是0562的,他的小提琴就被这帮人抄走了。北大化学系0365的一个新北大公社武斗打手,因出身贫农,保聂老太有功,被军管会御林军8341部队留校任教。(65届总共才上了8个月的课,能教什么?)最后官升到北大校长,叫周其凤。

程乃珊说她哥哥从青少年起,就像苦行僧那样磨练自己,这一点我特别有共鸣。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子弟,从小物质生活优越,没有机会吃苦。但心里总有一种居安思危的意识。有意识地磨练自己在艰苦条件下的生存能力。上大学后,每逢寒假,我就到清洁队跟垃圾车,扫大街。早上4 点就起床,冒着寒风坐在垃圾卡车上。脸被寒风吹裂了,我反而为自己经的起考验而自豪。四清的时候,赶上春天青黄不接,吃的是晒干的地瓜秧子,还要下地干活,饿的眼冒金星差点从耙上一头栽下来,我也不肯花钱买吃的,就为体会饥饿的感觉。

程乃珊的哥哥因为出身不好和反聂元梓,毕业后被发配到最贫瘠艰苦的山西雁北地区,从化肥厂最底层做起,凭能力和人品做到大同副市长。在整个山西都在为煤炭疯狂的时代,他身居煤都大同要职,却不曾为自己谋任何私利。最让我敬佩的是,他拒绝了所有回上海的机会和邀请,把自己的生命和知识全部奉献给大同。甚至退休后都决定要扎根终老大同,这是何等高尚的情操啊。一个上海的公子阔少,落在贫困的雁北山区,也一样能成就辉煌。是精英,在哪里都会闪光。

这些年贪官入狱后的检讨书里,几乎都有一句同样的话:“是党把我这个贫苦农民的孩子培养成国家高级干部”。却从来没听说那个资本家,高知子弟成为贪官,检讨自己说,我受资产阶级家庭影响,拒绝思想改造,坚持剥削阶级立场,贪婪成性。因为他们从小在家庭里受过道德教育,有做人的底线。

第三,她们的文章里有大量老上海人文地理,历史变迁,城市发展的描述,看了长见识。特别是程乃珊形容哪个弄堂口的小笼包和馄饨,生煎,怎么鲜的掉眉毛,什么路口的咖喱饺 “米道哈嗲”,看的我口水都要出来了。每年去上海,我总要按图索骥,追踪她文字里的那些美食,不吃得肚皮滚瓜溜圆不停嘴。她写的不仅是老上海的美食,而是小时候记忆里留下的故事,朴实平淡,不仅记录了上海家常饭菜,小吃,还透着浓浓的乡情和心底深处对老上海繁华的怀念。那些只会描写浦东豪华酒店的昂贵菜单,衡山路酒吧的喧嚣疯狂,用身体写作的“宝贝”类女作家,曾经风云一时,不过十年过去,现在还有谁记得她们?这就是贵族和暴发户的区别。郑念和程乃珊是上海文坛永恒的辉煌,“宝贝”类女作家不过是黄浦江上游浙江山沟里漂来的一片浮萍,早已被浪头冲的无影无踪 。

当然, 上海还有其他风格的女作家,我将另撰文评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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